从概念模型到计算批评：数字时代的“世界文学”研究（上）

From Conceptual Models to Computational Criticism: The Study of “World Literature” in a Digital Age (Part 1)

作者简介

赵薇,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博士, 助理研究员, 芝加哥大学Textual Optics Lab访问研究员(2017-2019)。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数字人文。

此文为作者提供原始手稿,印刷发表版以《中国比较文学》2019年第4期刊文为准.主持人的话也请见《中国比较文学》2019年第4期.

摘要

Abstract

本文以Franco Moretti(弗朗科·莫莱蒂)等人的探索为中心，尝试用“世界文学”问题来检视“莫莱蒂道路”，发现其早期实证化探索所面临的悖论和难度，追踪它随后汇入数字人文大潮的轨迹。从世界文学最棘手的方法论问题入手，可以发现“远读”这一自法国年鉴学派的书籍史研究中舶来的观念，是如何被视为解决比较文学危机的有效手段却终究搁浅的；而其后具备了“文化分析学”面向的数字人文，则有可能将“世界文学”这一抽象而雄心勃勃，或停留在经验层面、偏于“经济决定论”的观念，发展成为可付诸生产性实践的计算批评的对象。

关键词：世界文学 远读 数字人文 计算批评 实证化

Focusing on the explorations of Franco Moretti, the Stanford Literary Lab and the Textual Optics Lab,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use "world literature" to examine the "Moretti Road" and discover the paradox and difficulty faced by its early empirical exploration, along with tracing its trajectory and import into the wave of digital humanities. Starting from the most difficult methodological problems in world literature, this article shows that although the concept of “distant reading" (which derived from the Annales school) was regarded as an effective solution to the crisis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t eventually proved to be too limited. Only after “cultural analysis” turned towards digital humanities has it been possible to move beyond the level of experience and “economic determinism” in the abstract study of “world literature” to develop a more productive practice of computational criticism.

Keywords: World Literature; Distant Reading; Digital Humanities; Computational Criticism; Empirical

世界文学问题与“莫莱蒂道路”

尽管使用计算工具进行“远读”式研究在20世纪三十年代起就已存在(1)，[蕾切尔·萨格纳·布玛、劳拉·赫费曼：《查找与替换：约瑟芬·迈尔斯与远距离阅读的起源》,汪蘅译,《山东社会科学》，2018年第9期]但是现在看来，意大利裔比较文学学者、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弗朗科·莫莱蒂（Franco Moretti）和其提出的“远读”（Distant Reading）观念构成了数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在文学研究领域兴起的一大宗，似乎已成为一种深入人心的认识了。一般认为，2000-2003年间，时任斯坦福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莫莱蒂的《世界文学猜想》（“Conjectures on World Literature”，2000）和《再猜想》（“More Conjectures”，2003）等系列文章在《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相继发表，不仅在文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也让计算机辅助下的文本分析亦即“人文计算”（humanities computing）进入了“远读”时代。作者认为，在全球化已经推进了两个多世纪的今天，西方学院里的比较文学专家们仍然满足于反复“细读”被塑造为“经典”的一小撮英语文本，是无法描绘出文学和文化史的全部地形图的。在个人阅读的基础上，还须借助大量“二手阅读”的比较分析，对多语种的庞大档案库中的文本类别因素和形式元素做出“远距离”的抽象，才能得出世界文学发展、交流的宏观规律。“‘远读’的概念成为激进的时代口号，重新唤起人文学界思考大问题的雄心，预示着以计算机和‘大数据’来考察文化体系之时代的来临。”(2)[ Detwyler , Anatoly、姜文涛：《数字人文作为一种方法：西方研究现状及展望》，赵薇译，《山东社会科学》，2016年第11期，第30页。]由此，计算技术经由“远读”这一观念中介对世界文学研究产生深远影响，数字人文也因之与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结下不解之缘。

2013年，莫莱蒂将自己自1990年代起陆续发表的一批文章汇编成一部崭新的批评文集，取名Distant Reading（《远读》），交由老搭档、英国著名左翼学术出版商Verso出版。作为对自己二十年来学术道路的一次回顾性梳理，这种有意为之的“旧作重整”，让“远读”伴随势头正盛的数字人文再次进入西方公众视野。2014年3月，该书获美国“全国图书评论界批评奖”(National Book Critics Circle Award Winner）。而实际上早在2010年，Conjectures on World Literature一文就首次被译为中文。(3)[ 弗兰科·莫莱蒂：《对世界文学的猜想》，诗怡译，《中国比较文学》，2010年第2期。]此后，此文及其续篇又先后有两个中译本，分别发表于张永清、马元龙编译的《后马克思主义读本：文学批评》，以及大卫·达姆罗什和刘洪涛共同主编的《世界文学理论读本》中。这些编译标志着弗朗科·莫莱蒂开始作为“世界文学问题”重镇引起中国学界的注意。此外，在赵文对《后马克思主义读本》的介绍和导读中，《世界文学猜想》作为“世界文学争论第一阵营”之代表，同帕斯卡尔·卡萨诺瓦（Pascale Casanova）和普伦德加斯特（Christopher Prendergast）的观点形成对照，从这一格局分疏中不难见出莫莱蒂在世界文学理论和“后马”流派中所占据的独特地位。

事实上，无论在世界文学问题的理论链条中，还是数字人文的发展史上，莫莱蒂都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意义。国内学界一直着重谈论其“承上”的部分，但就其对文学研究的社会科学范式的开拓而言，却无疑更具有“启下”的价值。莫莱蒂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人文学者，其理论也不适合以单一的学科视角和标准来加以考量，他早年深受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意大利的德拉·沃尔佩（Galvano Della Volpe）影响，他提出的包括“世界文学猜想”在内的很多理论“模型”还带有假说和尚待检验的性质，这些都促使他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实证化的试验和实验的道路，也许这样的探索本身就为古老的人文学注入了新质。而无论莫莱蒂个人的命运终将如何，都很难影响他成为世界文学和数字人文历史上一个“无法绕过的人物”。

莫莱蒂的身份是多重的，也被称为当代西方最具争议的理论家之一。他首先在“世界文学”的问题史上，和帕斯卡尔·卡萨诺瓦一道，上接埃里希·奥尔巴赫、勒内·艾田伯，下启大卫·达姆罗什等，构成了重要一环。其次，作为“六八一代”的莫莱蒂，几乎全部与世界文学相关的理论建构都带有一定的左翼色彩。在最近的一次公开访谈中，他再次追溯大学时期积极投身托派政治，为意大利《宣言报》工作的经历。他坦诚青年时代阅读卢卡契，深受其历史哲学和微观形式主义的影响，终其一生的努力不过是要以自己的实践将这两个面向捏合到一起。(4)[ Ruben Hackler and Guido Kirsten:"Distant Reading, Computational Criticism, and Social Critique. An Interview with Franco Moretti", in: Lefoucaldien, 2/1(2016),DOI:10.16995/lefou.22]他信奉多年的文化唯物主义和形式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和自然科学的物种演化理论天然结合后，(5)[ 让莫莱蒂心仪的其实是Ernst·Mary（恩斯特·迈恩）的系统理论和物种起源论。迈恩的理论在1930年代左右成形，是一种将19世纪孟德尔遗传学与达尔文“进化论”整合的理论，但并不就是达尔文的“进化论”。而进化论也并不是很多人理解的拉马克主义和相信社会进步的斯宾塞主义。关于如何区分两者，以及“被宣传扭曲的达尔文”在传播过程中所遭致的悲剧，高树博在其著作中曾给予解释。参见高树博：《远距离阅读视野下的文类、空间和文学史——弗兰克·莫莱蒂文论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15页。]自然促使他借助布罗代尔的量化史观和华勒斯坦的社会经济体研究来解释世界文类的发展，从而将目光投向了形式社会史可测量和可操作的一方面，这也是他反对战后转而向形而上学启灵的德法哲学的重要步骤；第三，他自述当年为了世界文学研究，纯属“意外”提出了“远读”概念，但概念本身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其革命性和颠覆性已遍布人文社科各领域，成为“数字人文”最响亮的代名词。紧随其后的，是他会同斯坦福大学文学实验室（Literary Lab）的同仁，征用计算文体学和自然语言处理等手段，从文学研究内部开辟出的量化研究途径。然而，这个时候的世界文学问题，已经真如他当年所预言的，被悬置为一个永远的“问题”，留待更年轻的后继者来“解决”了。

那么在文学研究中，“远读”为什么和世界文学问题最相关？其大致样态和旨求为何会从比较研究中较早浮现出来？莫莱蒂是如何以它来规划世界文学研究的“原初场景”的？这一系列极具实验性和先锋性的探索最终导向了何处？尽管在国内这一问题已有学者关注，(6)[ 高树博：《远距离阅读视野下的文类、空间和文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杨玲：《远读、文学实验室与数字人文：弗朗哥·莫莱蒂的文学研究路径》，《中外文论》，2017年第1期；陈晓辉：《世界文学、距离阅读与文学批评的数字人文转型》，《文艺理论研究》2018年第6期。]但就大体而言,除杨玲的文章较早地涉及了文学实验室的部分，其他研究还是对演化论、世界-体系理论这些明面上的理论资源关注过多，而未能将莫莱蒂的意义切实地放到一个学科融合的背景中加以考量。实际上在《远读》中，莫莱蒂已从数字人文的角度回顾、评价了自己2006年之前的道路，也在某种程度上弱化了演化理论和世界-体系论对他的影响。而如果仔细考察莫莱蒂的言论，会发现他本人也认为，不仅远读，就连数字人文，“本质上也是集科学方法、解读方法、实证方法、理性主义方法各种研究方法为一身的一种形式”。(7)[ Hackler, Ruber, Kirsten, Guido & Moretti, F. " Distant Reading, Computational Criticism, and Social Critique. An Interview with Franco Moretti", Lefoucaldien, Vol. 2, 1 (2016).]换言之，与时俱进的莫莱蒂对早期理论模型历史性的扬弃，顺理成章走上一条社会科学探索之路，实际上正构成了数字人文背景中的量化文学研究（或者说文化分析）的起点。这提醒我们，也只有从数字人文发展的后视视野来回溯，才更有可能将他受到的来自于统计学、语言学和一套为自然科学和大部分社会科学所共享的假设-验证的操作范式的绝对影响揭示出来，(8)[ 实际上，为了避免数字人文陷入技术主义的迷思，Underwood甚至不惜重启“远读”的概念，在重新评价莫莱蒂的时候，认定“假设-验证”实验范式的引入，才是远读研究的真正创新。]而这些，才是贯穿其探索始终，牵引其不断向前的动力，也属于被他策略性地隐去、却渗透在其远读批评中，运用得极其自然而化为无形的部分。因此，本文并不想再就世界文学问题本身诉说莫莱蒂的价值，而是尝试以一种“后见之明”来反观他的世界文学研究，以世界文学问题来检验所谓“莫莱蒂道路”的得失。这不仅是因为他和世界文学问题的重大关系，也不仅因为他的实践几乎囊括了“大规模”、计量化和可视化在内的数字人文最重要的几个面向，更是想把他的足迹理一条线索出来，发掘其背后的蜕变逻辑，让人们看到这一追求必然会面临的难度和悖论，还有它在数字时代终将为一种更具批判性和生产性的人文研究框架所取代的必然。

生物演化理论和比较语文学的遇合

今天，当人们谈论“远读”问题时，已经习惯了从《世界文学猜想》这篇文章说起。在这篇文章中，“远读”之所以可以作为世界文学研究的方法论基础而提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借助于比较文学和各国现代文学研究者所关心的“文类”形式的现代起源问题，几十年来为莫莱蒂所着迷的演化论和世界-体系理论两大资源终于被较理想地融入了一个概念模型（conceptual model）中。(9)[ Franco Moretti: “Conjectures on World Literature”, New Left Review 1. Jan-Feb.实际上，莫莱蒂更是受到了华勒斯坦的“世界-体系”概念模型启示，来阐发自己的世界文学观。但是他的阐发同样是在描述一种“文学世界体系”——“既是整体，但同时不平衡”的模型。在今天的社会科学和数据科学中，概念模型作为现实世界到信息世界的第一层抽象，具有较强的主观色彩，在概念模型和社会现实之间，很可能并没有简单的一一对应的关系，却对后续体系的建构至关重要。]在莫莱蒂，这是自歌德使用“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概念以来，人们第一次依靠模型，以一种理性的方式“看”清了“世界文学”问题的面目。

这个“世界文学体系”的模型，具体说来，由两个部分构成。其一是从恩斯特·迈恩（Ernst Mary）的异域物种生成理论和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基本假说中汲取灵感，认为文学形式不断旅行、演化的历史，成功地解释了地方文化的分歧造成的早期全球文化形式的多样性，这种多样形态正奠定了民族文学发展的基础——就像是植物的生长繁衍，主要表现为一种绵延子代的力量；第二种机制则表现为“波浪”，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资本主义席卷全球的浪潮，始自18世纪受世界市场驱动的世界文学一体化进程，这个说法，主要受惠于华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world-system theory）。两个过程在时间上有先后继起的关系，在功能上有交叉，奠定了民族文学和“世界文学”分化的基础。前一个历史时期中，本土文学的发展主要受第一种文化机制驱动，基本特点是分化和求异；其后，世界文学时代到来了，其主导机制则是散播（diffusion），一种保守性的力量，它通过无限扩张主导性文化空间来达到减少文学形式的目的。在莫莱蒂看来，歌德、马克思等所说的世界文学，更多是由后一种机制催生的。(10)[ Franco Moretti: “Conjectures on World Literature”, New Left Review 1. Jan-Feb.  “World-Systems Analysis, Evolutionary Theory, ‘Weltliteratur’”. Review (Fernand Braudel Center), vol. 28, 3(2005): 217-228.]

尽管现在看来，这与其说是“模型”，不如说就是两个宏大的认知隐喻捏合而成的“假想”，它的形成和提出方式，都带上了较鲜明的莫莱蒂特色。在马克斯·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中，概念是获得经验知识的基本单位，也是经验科学反对直觉和唯心主义的基点。莫莱蒂对世界文学概念的构造方式，尽管离今日科学中的概念模型和推断检验还有很大距离，但此种先提出理论化的假设后走验证之路的方式，却是莫莱蒂的一贯追求，而且某种程度上，也是因问题固有的难度不得已为之的。总之，按莫莱蒂本人的说法，这也绝非写作《世界文学猜想》一文时灵光一闪的发明，而是其多年“实证”摸索的结晶。(11)[ Franco Moretti: Distant Reading. Verso. 2013. p44.]

首先是演化理论和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历史性遇合，这一征兆从十年前的“Modern European Literature: A Geographical Sketch”（《现代欧洲文学：一份地理草图》,1991）中显露出来，然而人们更容易看到的却是实证倾向与古典语文学之间紧张对峙的一面。正如乔纳森·阿拉克（Johathan Arac）观察到的，莫莱蒂对韦伯实证主义的继承，与库恩图斯（Ernst Robert Curtius）、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等人对维柯的继承保持了一种内部的紧张关系。表面上看事实的确如此。这篇长文中，莫莱蒂反驳的一个重要对象是一战期间有着某种内在流亡经验的语文学家厄内斯特·库恩图斯关于“一个中心的欧洲”的论断，也即库恩图斯、诺瓦利斯等人的欧洲民族文学整体观。在莫莱蒂心里，伟大流亡一代苦苦缅怀的罗马性，某种程度上竟也是跨国现代主义背后的帝国主义的一种征显，所以《世界文学猜想》的开篇就宣称了所谓“比较文学的危机”：

“现在，民族文学已经不是十分重要，世界文学的时代已经开始，每个人都必须为加速这一时代而努力。”当然，这是歌德1827年对艾克曼说的话；下面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20年后于1848年所写的一段话：“民族的片面性和狭隘性变得越来越不可能，从众多的民族和地方文学中，兴起了一种世界文学。”这是歌德和马克思所说的世界文学。不是“比较文学”，而是世界文学：歌德在那次谈话时正在阅读的中国小说，或《共产党宣言》中（“给每个国家的生产消费赋予世界主义特征”）的资产阶级。简单地说，比较文学并没有按照早期的这些期望发展。它始终是个比较谨慎的知识行业，基本上仅限于西欧，主要在莱茵河一带发展（研究法国文学的德国语文学家）。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了。(12)[弗朗哥·莫莱蒂：《世界文学猜想》，尹星译，《世界文学理论读本》，12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从世界文学的角度思考“比较文学”的出路，必然走向真正超越了民族文学疆界的世界文学研究，而不是围着以法国文学为中心的德国语文学家们转。对德国语文学正统的不以为然，是因为在莫莱蒂看来，战后短暂复兴的这一学统依然像是本着一种民族文学的思维在发展，也必然是欧洲中心主义的，而并非真正的“世界文学”，所谓比较文学的危机也是民族文学的危机。 

那么，与捍卫“岌岌可危”的古典精神针锋相对，各民族文学和欧洲文学体系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对莫莱蒂来说，迈恩理论中异域物种形成概念“allopatric speciation”的关键，也就是随着地理的迁移，新的物种诞生了——正可以很好地类比文类（genre）的跨地域发生。这一概念刺激莫莱蒂采用同样的理论构架，来建构近代欧洲文学的演化模型：他将文学形式视为各种物种，它们在多中心欧洲（polycentric Europe）范围内的“旅行”，造就了独一无二的民族文学样式的生成，如此，欧洲文学变成了一个有机的生态系统。这既不同于之前诺瓦利斯、库恩图斯等人得自基督教传统的“一个统一的欧洲”，亦不同于后来那个冲突、分裂、现代的欧洲模型（基左、卢卡奇等人的论述）。莫莱蒂此篇长文是要从根源上来论证这“第三种模型”的合理性，一种世界文学理论的“欧洲雏形”。

值得注意的是，从莫莱蒂此时的论证方式来看，其实并没有走一条和古典语文学家们截然不同的路，而是仅仅以巴洛克悲悼剧（Baroque Tragedy）在17世纪的多民族起源；长篇小说在18世纪欧洲的兴起，以及欧洲文学场在19和20世纪的中心化和碎片化为例证，来强调“空间上的分离”在这一过程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值得注意的是，此中已初步显示出方法论的矛盾，用莫莱蒂自己的话说，就是摇摆于“抽象建模”和“生动阐释”之间。也即在理论建构上，固然受遗传学和语言学的激发，但是一旦进入具体的细读环节，便依然要延续传统修辞阐释的路数，这一点从莫莱蒂对巴洛克悲剧形式元素的变迁所做的历史分析中不难辨出。莫莱蒂认为无论在德国悲剧、英国悲剧还是法国古典主义悲剧中，都曾具有相同的形式元素，即作为君主的“悲剧英雄”和他的“葬身之地”，这可能意味着“一个整一的欧洲”的最初迹象。但是，当欧洲戏剧第一次被现代性触动，在短短几代人的时间里，一种稳定的、具有共同特征的欧洲戏剧被一种形式突变迅速取代。到十七世纪中叶，西欧悲剧分化出三到四种版本，一切都变了，词与行动的关系，人物的数目，风格语域，时间尺度，情节传统，空间移动种种形式，甚至连“悲剧”这个名字也不再被分享了……从这种阐释中，不难看到生物种化理论的基本观点同某一时期的比较语文学的契合，但重要的是，这些分析同时又是建立在对经典场景所喻示的象征体系“超越字面意思”的“重挖”之上的。也就是说，占据主导的仍然是一种扣显微言大义的隐喻思维，这使其在处理具体的悲剧问题之时，并未完全出离黑格尔的影响。只不过与经验科学发生奇妙的结合后，产生了以先验细节做支撑的理论模型——这种模型当然没有什么实证基础可言。

事实上我们需要知道，在莫莱蒂的早期思想中，此前为人们投入过多关注的演化说和世界-体系两种宏大理论之所以可以成功绾合起来，被用于描述文类跨语言发展的规律，两者看似不搭界，实则离不了担当中介的历史比较语言学（也即历史上的比较语文学）。据当今学者考察，语文学在19世纪的德国达到巅峰，在Franz Bopp、August Schleicher等人的经典理论中，根据词源学系统比较同一语系（family）中相互对应的字词，发现共同的字根，不仅可以利用字型、音韵上的转变差异，推衍出这些同系语言间的演变关系，确定它们的远近亲疏，追溯其“远祖的语言”，建立起谱系亲缘的树图（genealogical tree），还可以发现此一语系中语言的共同规律，以及各个语言自身的特点。这一思路也曾广泛的用于语文学家的比较校勘和文本批评工作。由于其时达尔文的演化理论已经风行，语文学家开始认为语言的演变很可能像生物进化一样，遵循“科学法则”，语文学应该能够找出这背后的语言基因图谱。(13)[ 张谷铭：《Philology与史语所：陈寅恪、傅斯年与中国的“东方学”》，《“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87本，第2分册（2016年6月）；Robert J. Richards, “The Linguistic Creation of Man: Charles Darwin, August Schleicher, Ernst Haeckel, and the Missing Link in Nineteenth-Century Evolutionary Theory,” in Experimenting in Tongues: Studies in Science and Language, ed. Matthias Doerre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21-48. ]这种由比较语文学分蘖出的观念，直接启发了后来的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研究，也成为“远读”思想的一大来源，为弗朗科·莫莱蒂所直接援引。(14)[ Franco Moretti: “Conjectures on World Literature”, New Left Review 1. Jan-Feb.]他认为类似于世界语系的演化，世界文学也可能有相类似的体系结构。这后来发展成为他早期最喜欢运用的“演化树”（tree）方法，用于研究各种文学形式，特别是各类文体、文类的生存策略，其本质仍然是一种基于特征性选择的形态学。

图1.Distant Reading中的语言学树图

然而，莫莱蒂对演化树的运用和语言学家还是有极大差别的。据James Turner介绍，时至19世纪，英语语文学家们已经形成了若干跨地区、跨国别的工作组，充满信心地开始加大对方言数据收集的力度，制作词汇表，以显示各语言族群间的关系，再以此来反向揭示每一种语族的起源和它们形成的谱系，以及各种语言的变迁过程，初步形成了“文字共和国”的雏形。(15)[ James Turner: Philology : the Forgotten Origins of the Modern Humaniti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p.126]可以说近代的比较语文学是建立在较扎实的语料采样和调查分析基础上的。“遗传学和语言学之间的相似性反映了历史人口活动的可比的潜在过程。因为语言承载着文化信息，语言的进化提供了对史前人类文化的洞察”，(16)[ 转引自“前沿动态：译文-汉藏语系起源于新石器晚期中国北方的发生学证据”https://mp.weixin.qq.com/s/F8Ds06meB46n02N7anaOlQ]遗传学和语言跨地域衍生规律之间的可类比性很大程度上源于其共同遵循的数理统计规律，或者，至少是一种可计算和可证实（伪）性。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从印欧语系假说到汉藏语系起源研究的最新进展，(17)[ 例如前不久发表在Nature上的一项关于“汉藏语系起源于新时期时期晚期中国北方”的成果，就是利用贝叶斯分布定理，对具体词根义数据做贝叶斯谱系的发生分析统计，识别和重建语系内部的显性遗传关系，再经过与考古资料的对比，从而发现汉藏语系家族内部自身的“血统”演变样态。见Zhang, Menghan, et al. "Phylogenetic evidence for Sino-Tibetan origin in northern China in the Late Neolithic." Nature .569 (2019):112-115.]今天如果没有统计学和计算机的帮助，人们已无法将这种典型的跨学科研究推向深入了。相比之下，文学形式的谱系树在当时的莫莱蒂手里，却很难，也未必有必要获得更确凿的统计证据，而最多只是被用于解释诸如“自由间接引语”在各民族叙事中的形态变异；柯南·道尔如何以“线索”技巧，从通俗小说市场中最终胜出；又或者是好莱坞电影在向全球传播中所遭遇的本土化改装等等世界文学现象。在这一过程中，与其说重视的是历史事实和模型建构的一方面，不如说是在为形式旅行造成的功能变异说做生动注脚，用他自己的话说，则是做“验证”。放在传统理论背景下，固然可以为人们带来启发，不失为一种描述问题的好方式，但若仅止步于此，便难免流于机械唯物主义的比附了。此外，不应忽略的是，无论是演化论，还是历史比较语言学，莫莱蒂最看重的，还是二者对“功能”的强调。这很可能也与语言学中同样受俄国形式主义影响的功能主义流派在1970年代的兴盛有关。另一个更有可能存在的背景，则是基于量化实证的文学文体学自身在八、九十年代发生的“功能转向”。(18)[ 但汉松甚至认为，功能语言学加上文体学再往前推一步，某种程度上就构成了今日“数字人文”的语言学基础。参见但汉松：《朝向“数字人文”的文学批评实践：进路与反思》，《文化研究》，2018年第2期。]这些影响在后来文学实验室的小册子报告中，以“语料库文体学”（corpus stylistics）的形态真正显形，如“文体-风格研究”项目中对语义韵的引入等。这其中的关联都是值得进一步分析的。

远读、统计推断与文学世界体系

在这一对照下再看莫莱蒂的文学形式演变构想，不得不承认，“远读”时期的莫莱蒂无疑还需要更丰富的经验数据，来对假设做科学的检验。如果说莫莱蒂所勾画的近代欧洲文学演变的草图，多少还都来自经典文本的第一手阅读经验，欧洲文学（“文学的欧洲”）在此的确充当了一个前提性的概念模型，或者说仅仅是一个“西欧样本”。但是当问题从“欧洲”推向“世界”，把更大范围内的亚洲、美洲、南美洲、非洲都包括进来的时候，则很难再延用此法了。否则的话，任何一个世界文学学者都将面临前所未有的难度——这也是莫莱蒂在《世界文学猜想》中煞有介事地抛出的方法论难题：

“文学如今已经明白无误地成为了一个行星体系……当然，很多人比我阅读得多而且好，然而我们谈论的是百来种语言和文学。“更多的”阅读似乎并非解决问题的办法。尤其是因为我们刚开始重新发现玛格丽特·科恩称之为“伟大的不读的部分”（我可以声称：）‘我是从事西方欧洲叙事学研究的，等等……’（然而实际上）并非如此，我从事的只是它经典化了的一小部分作品，它们甚至占不到（这个历史时期和欧洲此地）已出版文学的百分之一。而且，有些人读得比我更多，但关键在于有三万种英国19世纪小说还并不在这个范围内，或者是四万、五万、六万，没有人真正知道到底是多少，没有人真正阅读过它们，也不会有人去读遍它们。而除此之外，我们尚有法国小说、中国小说、阿根廷小说，美国小说……。读的‘更多’总是一桩好事，但，却并非解决之道。”(19)[弗朗哥·莫莱蒂：《世界文学猜想》，《世界文学理论读本》，124页，尹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世界文学时代是一个文学爆炸的时代，对任何一名凡人，吾生也有涯，以有限的精力只能蜻蜓点水地读完民族文学的极小一部分，更不要说世界文学了，这首先是“数量”上的不可穷尽。其次，如果我们像往常一样，只以占据实际出版百分之一的“经典”来代替全部出版物，是无法达成对全球资本主义文学市场的全面了解的。那么，要怎样研究今天的世界文学（市场）？莫莱蒂以夸张而略带玩笑的语气抛出了“远距离阅读”（distant reading）。这里，他直接搬出华勒斯坦和布罗代尔的社会史方法：“沃勒斯坦用一页的篇幅把多年的分析，他人的分析综合成了一个体系”，——这种对“二手”的强调毋庸说带有故作惊奇的玩笑意思，其实更是想引起人们对将社会史方法应用于文学史的充分注意，也成了后来屡遭诟病的地方。2016年接受访谈时莫莱蒂再次强调这只是“最后一秒钟加上去的”，可以说只在一念之间，他原本想使用的是“serial reading”（序列阅读）的概念，出自法国年鉴学派著名的“计量系列史”观念，在针对启蒙运动时期的法国书籍史研究中得到了大规模的应用，产生了卓有成效的影响。这是一种从书籍的生产、发行和社会传播的真实经验状况入手调研，力图揭示思想在公众群体意见中的总体演变轨迹的方法。莫莱蒂的本意是将法国书籍和社会文化心态史的研究范例引入文学史研究，但他灵机一动选择了“远读”的说法。至于远读这一概念如何能够将主攻生产和传播的书籍史研究无力触及的“文学形式”部分也包括进来，莫莱蒂则不忘回到“The Slaughter House of Literature”（《文学屠宰场》，2000）就提出的观点上来：“远距离阅读：我再重复一遍，在此，距离是一种知识条件：它让我们着眼于比文本更小或更大的单位：策略、主题、修辞——或文类和体系。而且，如果在非常小的单位和非常大的单位之间，文本消失了，人们可以正当的说，少即是多。”也就是说，远读不仅仅是指拉远了距离观察，一切便可尽收眼底，而是要完全跳出原来的“维度”，使知识的“条件”（condition）得以彻底改变。这样，我们关注的对象就变成了一系列的策略、主题、修辞、语言陈规等“变量”与文类、文学体系——这些更高层次上的文本统计学单位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从另一种角度展现被我们“略过”的由单一文本组成的整体状况，是一种统计表征的“视觉”效果。在此，“远读”虽说是作为世界文学的方法论而提出，其内涵却指向一种基于测量统计和视觉呈现的“量化形式主义”方法，在其后的Graphs, Maps, Trees: Abstract Models for Literary History（《图表，地图，树图：文学史的抽象模型》，2015）和斯坦福文学实验室的数字人文实践中有了更广泛的应用。值得一提的是，莫莱蒂在注释中再次引用了韦伯对“概念”的理解：“‘概念主要是智性掌握经验数据的分析工具。’显然想要研究的领域越大，就越需要能够掌握经验现实的抽象‘工具’”。（莫莱蒂 2000：127）在此，借助于概念模型来建构“世界文学”，就像建构了一个韦伯意义上的理想型概念，它虽然并不一定是“实在”，但是能够帮我们“抽象”地掌握关于世界文学的经验现实。构造模型即是“远读”的手段之一。

在此，“世界文学”是作为“远读”方法和世界-体系理论的“例证”进入人们视野的。只不过，无论是这个例子本身，还是莫莱蒂的论证都有很大问题，随后引发的争论也将焦点带离了“远读”。其内在逻辑是：由于华勒斯坦使用经济史的方法，发现了世界体系具有核心、半边缘和边缘区域，莫莱蒂认为他也以近似的方法“发现”了“文学世界体系”中的这三个结构。只是，这近似的办法并非是经过亲自挑选数据进行测算，而是建立在大量他所信服的民族文学专家、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证据”上的，再加上他自己研究欧洲文学的心得，将这些现成的结论合起来作为样本，便“推断”出了世界文学体系的总体参数。和后来的研究比起来，这只能算是相当牵强的“远读”，而远非理想模式，其唯一共通点可能还在于他所采用的“实证”路径：为了说明文学世界体系的“不平等”已深深嵌入了“作为社会关系之抽象”的世界文学形式中，他首先从詹姆逊关于柄谷行人的研究中得到启示，认为来自核心地区（通常是法、英代表的西欧地区）的文化影响，在到达体系的边缘或半边缘地区时发生了一种“折衷”（interfere，或译“折射”），表现为外来因素对自律性的干涉，(20)[ 这其实就是《好莱坞星球》中的世界市场与地方原材料相遇之后发生的“形式妥协”，这一次则表现为一种现代小说兴起的“共同”样态。不难看出，这一来自文学社会学的术语，原指文学场或文化场的自主性（autonomy，或自律性）被政治、商业等非自主原则影响，变成了半自主或不自主的空间。]在莫莱蒂这里则用于描述受到了全球化影响的民族叙事艺术，变成了地方传统中的“本地原材料”和西方“外来形式”的“妥协”，也就是后发的本土文学已经无法坚持自己的形式传统，而必须将外来内容灌注其中，才能获得现代性的新生，这样一种在莫莱蒂看来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接着，为了“验证”这种非自主性是否普遍成立，也即是否来自一个更大的“总体”，他开始做“实验”，做“大规模”的检验。然而所谓检验，也不过是翻查了：“加斯佩雷蒂和戈希洛夫关于18世纪晚期东欧的研究；托斯基和马蒂·洛佩兹的19世纪早期南部欧洲；弗兰科和索莫的中世纪拉美研究；弗里登论1860 年代的意第绪语小说；默萨、萨义德和艾伦的1870 年代阿拉伯小说研究……”莫莱蒂认为，来自于“四个大陆、两百年、二十多个独立批评研究”都支撑了詹姆逊的“规律”。而且完全可以进一步表示为“外国情节”+“本土人物”+“本土的叙事声音”的简单三角关系，但同时，这结构又非常不稳定，尤其体现在19世纪下半叶不稳定的亚洲叙述声音中（如赵毅衡所说的晚清小说“苦恼的叙述者”）。这种不稳定其实正显示了难以弥合的“裂缝”的存在，证明了世界文学其实并非一体，英法核心的压力试图令其“一体化”，但是“差异”其实是难以消除的，所以“世界文学研究必然是对世界争夺象征性霸权的斗争的研究”，由于各地现实的不同，西方的影响在各地也是不均的，导致了所谓“不平衡”的出现。最后，莫莱蒂以看似轻描淡写的方式抛出了一个并未能引起人们重视的结论，却是这个“实验”的重心和意义所在：

“詹姆逊的‘规律’通过了检验——虽说是第一个检验。而事实上还不止如此，它完全颠倒了业已接受的关于这些问题的历史解释：因为如果外国和本土的妥协如此普遍，通常被视作小说兴起之惯例的独立发展轨迹（西班牙、法国、尤其是英国的情况）就不是惯例而是特例。它们首先兴起，但并不是典型。典型的小说兴起于克拉西茨、凯末尔、黎刹、马兰——而不是笛福。”

（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事实上即便在今天，如果不以一种“远距离”，或者说最基本的统计学眼光来观照，仍然难以察觉出这一字一句试图传达的颠覆“常识”的努力。在研究西欧现代小说多年的莫莱蒂看来，“远读”思想指导下的大面积“验证”，实际上“翻转”了普遍和特殊的关系。也就是说，以前被欧美学者树立为“典型”、被强势文化构建出的范例如《小说的兴起》中笛福、理查逊、菲尔丁等西欧小说自主发展的模式，实际上只是由某种特定范围内抽取出的“特例”，而非来自总体样本的“惯例”，以它们来指代世界文学体系实则是一个小概率区间中的“零假设”，必须被拒绝。反过来，真正的“典型”，属于那些默默兴起于少数族裔和殖民地区的，所谓体系“边缘地带”的“民族文学”作家，属于第一个波兰语小说家克拉西茨基（Krasicki）、属于菲律宾民族英雄梨刹用西班牙语创作的反殖民小说《社会毒瘤》（Moli Me Tangere），属于二叶亭四迷的《浮云》，属于法属圭那亚作家马郎（Maran）在1921年创作的《霸都亚纳》（Batouala）……等等“沉默的大多数”。换句话说，两种“现代文学”的发展轨迹并不属于一个同质性的空间，而是有根本区别的，这种区别说到底还是由来自英美的核心压力造成的。这一发现，当然得益于拉开距离的“阅读”，只有“拉开距离”，转换观察的“条件”，才能增大取样和检验的范围，才有可能放弃原先的欧洲中心视角，转而才有可能将视线重新聚焦至被忽略的半边缘和边缘区域。

在今天，重提大样本的政治代表性已成为人们再熟悉不过的批评理路，单纯从大样本的角度去重视玛格丽特·科恩所说“伟大的未读（great unread）”，也不复具有当年的激进意味。正如Underwood指出，无论是从文学生产的角度标榜大样本，还是从接受的角度挑选有影响力的经典，都有其合理性。对于“远读”的争论必将围绕世纪末的“经典重估”运动和被后殖民批评裹挟的“第三世界批评”潮流而起，(21)[上世纪末随世界文学问题而起的，还有为中国读者所熟悉和喜欢谈论的“世界诗歌”问题。]只不过，在这一潮流中被加以重审的性别、种族和阶级不平等现象，都从莫莱蒂的“世纪猜想”中获得了某种“体系性的解释”。(22)[ Ted Underwood. “A Genealogy of Distant Reading”. Digital Humanities Quarterly. Vol.11, 2 (2017). http://www.digitalhumanities.org/dhq/vol/11/2/000317/000317.html.]然而有意思的是，也正是由此种“远读”式的检验方式中暴露出的问题，引发了来自左、右两个阵营的激烈批评。

首先是暗含在“核心-边缘”模型中难以剔除的“欧洲中心”和“经济决定论”倾向，这种倾向意味着很大程度上仍然否定了边缘、半边缘甚至是核心区的自主性。三年后的《再猜想》中，针对各民族文学学者就各自民族文学发展史的经验提出的反例，莫莱蒂总体上承认了文学的发展与经济不平衡并非平行关系，而是有多种可能，具有与“经济不平等不相符合的不平等”，如18、19世纪英法两国长时间的争霸结果以英国胜利告终，在叙事世界结果相反，法国小说比英国小说更成功，其形式也更重要——但同时他仍然坚持形式的影响不会朝各个方向随意发展，而是形成一定方向和趋势，“中心到边缘的移动是迄今最频繁的”，很少相反。这一次，他再次强调了“半边缘”的能动性，如彼得拉克诗体在本国衰落后，彼得拉克风却登上了国际顶峰。唯一让他让步的，是关于西欧小说本身的绝对“自治发展”问题。他注意到早期英国小说也存在“模仿塞万提斯”现象，即也存在“地方与外来形式的折衷”，但这反而让他更加强了“形式总是相对力量的折衷”这一认识，亦即所有体系兴起和发展过程中“干涉”作用的“普遍性”：“没有不经过本地与外来因素折衷的文学”，但是，这不是说所有类型的干涉和折衷都是相同的：“流浪汉小说、囚禁叙事、甚至成长小说对法国和英国小说家的影响不可能与历史小说或神秘小说对欧洲和拉美作家的影响相同”。经过三年深思熟虑的莫莱蒂再次重申：“更重要的不是争论这些，而是我们应该找到某种方式来表现这种不同”。

如果仔细阅读这些答辩，顺着其内在理路，也许会感到，如果莫莱蒂还有下一步的打算，则可能是从关于世界文学的推断结果和“误差”出发，以民族小说兴起的可能性空间为“样本”，亦即以有多少种“折衷”的方式作为变量，对所谓文学世界体系的总体趋势进行进一步的推断。他期望从中发现某些规律、模式和参数，比如说，至少都是从文化中心向文化边缘地区流动，但是具体流动的样态差异需要被重新表征，以此来确认它们是否真的存在于一个体系化的时空中——这才是建构一个模型应有的步骤。毋庸说，和世界文学猜想一样，这也将是一个更具野心，也极富空想气质的计划。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一旦真的想要“操作”起来，便会发现将此种方法实施于极其复杂的文学范畴时有可能面临的手段-目的、方法-价值间难以克服的矛盾。也就是说，他一方面承认世界文学存在种种不平衡发展的宏观模式，另一方又暂时只能从极其具体的经验性证据下手，去发现各种现代文类兴起的样态，他企图以此为突破口，获得方法论上的提升，然而，这在为他带来洞见的同时也带来了现实操作中的麻烦：例如，当从“差异”出发时，莫莱蒂已经意识到衡量“折衷”方式之不同的关键变量还在于不同地域现代小说的“叙述声音”，但他却认为这是民族文学研究的任务，因为只有民族文学专家才具备深入分析本民族语言形式的能力，所以他事实上又是无法从“差异”出发去做民族文学的细读研究的；至于他自己的着眼点，仍然是“观其大较”的“社会形式主义”，是“差异”能够形成何种“模式”的问题，这才是他赋予世界文学研究的本职要务。因而，他所倡导的比较形态学不应该拘泥于单一个例的形式分析，也不仅仅是文化群体间的比较分析，而更像是一种文化分析（Cultural Analytics），即关于“差异”的差异分析。但是如何去进行？莫莱蒂给出的方案是世界文学研究仍然要服从于民族文学专家，在具体操作中，还须仰仗各民族文学专家的“合作”来完成，具体到这个实验中，便是只能借助国别文学评论家的“二手”阅读来实现。由此，乔纳森·阿拉克（Johathan Arac）才不无夸张地指出，在为比较文学学科做新规划时，莫莱蒂提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论点，他要求比较文学学科放弃自己的“语言状态”，而把它留给各民族文学去解决。实际上，莫莱蒂在此遇上了世界文学无法回避的基本问题：翻译。反对者继而认为，莫莱蒂快刀斩乱麻地略过了全球语言的政治问题，这种忽视是以忽视英语在全球信息交换过程中的实际作用为表现的。就像他之所以能够在各大陆学者的二手研究资料上直接得出结论，靠得无非是英语这种关键媒介。(23)[ 乔纳森·阿拉克：《盎格鲁-全球性？》，赵文译，张永清、马元龙主编：《后马克思主义读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如此，英语作为一种有隐蔽的帝国主义特征的世界语言，它传播的只是盎格鲁中心主义的全球性。也就是说，尽管他和卡萨诺瓦采取了布罗代尔-华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强调的是文学在不平等的经济体系中得以生产和流通的状况，甚至是要通过“远读”的方法来揭示“世界文学体系”中的权力机制，但是他自己如果跨过民族语言来搞世界文学，就无异于默认了英语作为“世界语言”的实际霸权，这就在无意中再生产、“再铭刻”了霸权文化中心的效果。(24)[ 亚历山大·比克罗夫特：《没有连字符的世界文学》，赵文译，张永清、马元龙主编：《后马克思主义读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 

事实上，如果真如阿拉克的理解，2000年的莫莱蒂让比较文学“放弃自己的语言状态”而走向“远读”，与此同时被赋权的便并非只有作为学术媒介的英语，还可能包括了完全遵循另一套编码规则和逻辑的数理语言。我们看到无论是后来莫莱蒂自己的“远读”研究，还是斯坦福大学文学实验室的合作研究，基本上无一例真正触及他国文学，而都是以英语文学发展为主要样板的，从而真的形成了某种英语语系优先的趋势，就颇能说明问题。可以说莫莱蒂的方法论在某种后殖民立场前遭遇了无情挑战：一套基于统计分析的符号语言便一定具有某种普适性，可以如“世界语”一般取代民族语言的位置，将文化差别“无差别”地“远读”出来，让“差异”在更高的层面获得各种通行的表达式了吗？此种方案在当时的确更像是一种权宜性的“后撤”。我们后来意识到，对数字人文至关重要的标准通用标记语言（Standard Generalized Markup Language, SGML）和以文本编码计划（Text Encoding Initiative , TEL）为代表的普及性协议（common protocols）依然附着在主导语言载体上，这种全球通用标准在很长一段时间段内处理起其他非字母语言来也未必友好。可见想要借助技术手段为世界文学实践划出一片“飞地”仍然困难重重，任何学术研究都要时刻保持对其意识形态前提的反思，作为一种工具和手段的数字人文更不例外。

方法论的难题

此外更重要的，是由上述矛盾牵扯出的关于“证据”本质的思考。如果说凭借其出色的外语能力，2000年之前的莫莱蒂还有可能凭借一己的阅读经验去“证实”某种西欧范围内的假说，那么什么样的证据才可以被用于推断更其宏大的世界文学猜想？从莫莱蒂所追慕的实证科学的角度来看，以“二手”批评来做进一步推断，这终究不合乎规范，连自己课堂上的学生也难以说服，即便放在文学经验科学的历史上也是十分棘手的问题。这里涉及的关键问题恐怕还在于，如果将“变量”让位给不同民族文学专家的研究结论，则不同的主体经验有可能造成样本间无法忽略的误差，那么，要如何将这些更复杂的因素控制住，或是考虑进来？这实在是当时的莫莱蒂无从顾及的，而从根本上讲，也与Gladstone所说的对“事实”（fact）和阅读（reading）的混淆有关。Gladstone认为，在研究19世纪英国侦探小说市场的《文学屠宰场》中，莫莱蒂并没有像Radway在那本开拓性的Reading Romance中一样，将结论建立在对真实读者的阅读进行问卷调查和抽样分析的基础上，而是认为“线索”的胜利在于读者对于有线索的小说所做出的形式选择，然而对这一假设的支持竟然来源于一篇分析电影大片儿的经济学论文以及本雅明的理论。(25)[ Andrew Goldstone. The Doxa of Reading. Publications of 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Vol. 132, 3 (2017): 636-642.]这远非纯粹的经验研究。这种半截子实证主义使得莫莱蒂的“远读”不过是一种远读式的文学批评罢了。

Goldstone的判断是正确的，却也让人不禁忧虑，一旦文学史研究全部跨入了实证领域，那它和以阅读史为对象的社会学研究还有什么区别呢？审美感兴、文学阐释和文学批评的位置又何在呢？实际上，在这篇文章的注释中，社会学家们已经讨论了流行于数字人文圈子里的“莫莱蒂的远读”，还有基于小范围内容的社会学的“内容分析”。Gladstone文章值得警惕的地方在于他从根本上否定了阅读，提倡“不读”，因为凡是来源于阅读文本的数据（他称之为“文本化”），都不是一种“事实”，应该摒弃。那么，到底有没有一种可称为“远读”的研究方法呢？这一类问题，也许只能靠此后的数字人文实践来解决了，但在此时，关于什么类型的证据可以作为变量来构成样本的疑问，却至少质询了哪怕是模仿和类比意义上的“统计推断”的正当性。

尽管有太多不尽人意的地方，《世界文学猜想》仍被作者视为一个重要开端。此文十四年后收入《远读》时加入了一段按语，回顾了当年（1999）欲改革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文学系而写作的起因。(26)[ Franco Moretti: Distant Reading. Verso. 2013. p43.]在这段事后追溯中，莫莱蒂特意强调自己之所以走向华勒斯坦这一十分强大的概念模型，是因为世界-体系理论恰恰“印证”了他在此前多年的欧洲小说研究中得出的结论，也和他自1990年代起的“实证研究”中收集起来的一系列事实证据正相吻合，如在欧洲文学研究中多次提到的法国大陆的中心性；在Modern Epic（《现代史诗》）中分析过的半边缘地区文学独特的生产性，和在Atlas of the European novel, 1800-1900（《欧洲小说地形图：1800-1900》）中出现的“不规则的叙述市场”等等。此处对“实证”路径的反复自觉颇有意思。因为我们知道，莫莱蒂早在1970年代就接触到华勒斯坦的书并大为震动。所以这与其说是经验性的探索在前，理论归纳在后，不如说是带着某种理论预设去寻找证据，继而对别人的理论做进一步的演绎和发挥，恰如这篇文章正文中所示：“我是想把产生于社会历史阐释框架下的结论应用到文学史之中”。这和1990年代以来自北美社会历史研究中大批涌现的“世界体系分析”如出一辙，但平移到文学研究中来却极易留下不够“科学”的印象。莫莱蒂的意图在同属早期的《文学屠宰场》中表现得更明显。他申述说当时是在用侦探小说写作策略的个案“反过来”验证或挑战文学形式演化模型的合理性，甚至，多年后他承认这一证实或“证伪”也并不成功，失败逼迫他去调整自己的假设，这一过程实在激动人心，因为人们甚至可以顺着这个方向去重写文学史，去思考诸如“简·奥斯汀的对手”之类的题目，去打捞那些被遗忘的文学形式策略，去辨认出它们有可能为历史发展提供的各种“功能”和方向——也就是说，从“非经典”的方向来逆向考察现有的文学史。(27)[Franco Moretti: Distant Reading. Verso. 2013. P64.]这种假设检验的思路，最早形成于Signs Taken for Wonder（《奇迹的先兆》，1983），在后来的“Style, Inc: Reflections on 7000 Titles”（《风格公司》，2009）中达到了顶峰，被莫莱蒂得意地称为“证伪批评”（falsifiable criticism），当然可以为既有的文学史研究带来启发，但是放在纯粹的经验科学的角度来看，依然有点不伦不，可能要同时遭遇来自两个领域的双重麻烦，所以又只能将其界定为“量化形式主义”的文学社会学，这一思路一直延续到文学实验室时期才暂告一段落。

综上所述，以今之视昔，可以认为一种假设-检验-“建模”的实证化冲动主导了莫莱蒂的整个远读时期。一百多年来，作为一种概念形态的世界文学第一次在莫莱蒂手里被“实存化”，企图变成像实验科学一样可操作的问题，虽然这一操作并不具有实际意义，但孕育其中的方向却相当难得。可以说莫莱蒂对研究惯习的打破的确值得称道，然而如何做客观量化的文学史研究，取得较纯粹的、同质性的“证据”（数据），却一直是取道自然科学者必须面对的难题，也注定会为文学研究带来风险。之所以会出现这种两难情境，是因为与其他精神现象相似，文学研究说到底还是一个主客互动的过程，一千个读者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阅读、理解、共情、阐发各环节中的知、情、意过程何其复杂，要如何控制和测量方才算得上“科学”？同样处在由狄尔泰开启的“精神科学”传统中的莫莱蒂，无疑更认同韦伯关于经验科学的客观化认定，也曾尝试遵循实验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的方法，来研究阅读过程中的经验主体，这一相当小众的探索方向在文学研究领域内部也的确存在过，(28)[ 例如上世纪九十年代曾活跃于北美的经验研究发展联盟REDES（Research Development of Empirical Studies）下属的一些研究小组，对文学阅读反映（Reader Response Research）所进行的一系列持续性研究。他们采用现象心理学记录出声思考的方法，再和神经脑电以及访谈手段结合，力图以文学阅读标准化计量的经验研究与传统的接受美学进行对话。此类探索是在同来自主流叙事学界和主流心理学界的理论辩驳中成长起来的。参见：Miall, D. S., & Kuiken, D. (1994). Beyond text theory: Understanding literary response. Discourse Processes, 17, 337-352. Miall, D. S., & Kuiken, D. (1998). The form of reading: Empirical studies of literariness. Poetics, 25, 327-341.Kuiken, D., & Miall, D.S (2001). Numerically aided phenomenology: Procedures for investigating categories of experience. Forum Qualitative Sozialforschung / Forum: Qualitative Social Research [On-line Journal], 2(1).etc.]但是由于跨过了作为中介的文学语言，仍然很难对处于核心地带的文本论构成实质影响。所以，出路还要从社会因素真正赋身的“形式”上找。

也许正因此，2000年后的莫莱蒂几乎放弃了以文学批评为根基的偶一为之的“远读”，甚至宣称自己其实从未想过要以真正的经验性数据来验证“世界文学猜想”。此后他一方面在意大利编译出版了长达5000页的百科全书式小说理论集Romanzo（《小说》，2002，2003），收录各国学者论本民族小说的代表性文章，多少有辅证和总结前一段工作之意；另一方面继而转向了从阅读和传播实际的角度来研究世界文学的社会学思路；等真正的实验室团队组建起来，数字人文成为一种不容忽视的潮流后，则索性回归了几乎完全实证化了的语料库语言学和计算文体学。这一类以语料为数据的量化研究，无疑更符合莫莱蒂“只解释验证，不发现，更不以非单一作品介入社会批判”的研究原则，(29)[ Hackler, Ruber, Kirsten, Guido & Moretti, F. "Distant Reading, Computational Criticism, and Social Critique. An Interview with Franco Moretti", Lefoucaldien, Vol. 2, 1 (2016).]其新意更在于他所标举的“大规模”和“长时段（中时段）”这一点上，因而也终至显示出了某种保守性。

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今天看来，莫莱蒂为世界文学研究指出了可实证化操作这一理应该存在的“新”方向，这之所以能够成为可能，其前提还在于，正是在莫莱蒂手里，借助于对一个“概念模型”的构想，“世界文学”完成了从确定性观念向可能性空间的初步转变。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对于莫莱蒂的“世界文学猜想”和其早期道路，我们如果不从概率论、语言学和实验检验的角度加以疏解和考量，是无法获得通盘理解的。可以说无论是生物演化论还是世界-体系理论，如果不以统计学这一古老又年轻的数理科学为中介，是很难对世界文学概念的形成发生影响的。从这个角度，可以更透彻的理解为什么莫莱蒂要关注那些“伟大的不读”——对作为一种可能性空间的“世界文类”的演化形态来说，关注“不读”的部分，并不是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说要关注整个演化树。这意味着不是去关注某个演化分支结构，更不是最高枝上那百分之零点五的可能性，近乎不可能的一种可能——相反，正如《文学屠宰场》的思路所暗示的，一整棵演化树却意味着历史不可避免的全部可能性，才是历史发展最终的“总体性”所在，也是站在一种“概率论的现实”的立场上对形式发展演化的全部可能做出的总体性观照。在后来的《图表，地图，树图》中，演化树正式发展成为“世界文类”衍生、传播的形态学。此后，莫莱蒂开始真正学习布罗代尔构造地中海经济模型的方式，也力图在重要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史问题上构造量化模型。只不过计量史学以价格曲线、人口数量、工资利率变动等为对象，而量化形式主义则致力于以描述性的统计模型，来“总括”形态，来解释一些文学基本问题，例如不同尺度上的文体-风格模型、世界小说兴起的模型、经典生成的大型动力场模型……。至于本文所关心的实操意义上的世界文学模型的建立和检验，以及如何释放这一工作所蕴含的批评潜能等相关问题，也只能被暂时搁置起来。因为这种工作无疑需要对更大范围内的国别文学语料进行抽样、统计和建模，需要民族文学的批评家、统计学者和计算语言学家的通力合作才能展开，这一切，也只能留待更年轻一代数字人文学者来付诸实践了。

END

主编 / 陈静

责编 / 任苗青

美编 / 任苗青